艺问丨我们每天看到的图像到底有何意义？20世纪80年代,受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想和法国后现代哲学家或后结构主义哲学家让·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的影响,更多的艺术家就“图像如何发挥功能”、“情境如何影响意义”等问题展开探索。鲍德里亚曾写道,当代美国文化的基础是“超级现实”(hypereality)的观念、通过包含电影、电视在内的大众媒体,美国人创造了一个虚假、完美、永恒的世界,仿佛比现实本身更加“真实”。实际上, 复制品取代了真实,观看图像和通过图像体验世界成为一种真实经验的拟像或视觉替代。艺术家们表现这种拟像的情景,挪用大众媒体的图像,分析情境如何影响意义。其做法是：挪用图像与设计图案,并将其放置在另外的情境之中,将社会环境中使用的图像进行了组构，以披露或解构原始图像所呈现的社会、美学、和经济体系。最终的结果造成了对原始图像权威性的澄清,甚至破坏。艺术家使用将图像置于新情境的方法,揭示图像最初如何用来宣传某个群体观点的过程。但是，他们的想法通常要损害部分人的利益。

　　德国艺术家在60年代围绕着“图像如何取得意义”这一课题进行创作。这些艺术家还精通达达艺术和激浪派艺术，并受到罗伯特•劳申伯格、罗伊·利希滕斯坦和安迪·沃霍尔以及博伊斯等人作品的强烈影响。在这一时期，德国杜塞尔多夫的艺术家们已经发展出了独立于德里达的后现代主义形式。他们60年代中期创作绘画作品,在80 年代得到以纽约为代表的国际艺术界关注认可。代表人物：希格马·珀尔克、格哈德·里希特等。

　　希格马·珀尔克(Sigmar Polke,1941-2010 年)，德国艺术家乐鱼电子官方App下载。珀尔克早期作品特点是在印花装饰布上，用点阵勾勒日常图案。一般情况下，他用先用画笔，然后再用网格板和喷枪在工业化重复印制点网的花布上创作。珀尔克的作品常运用的元素是格栅。他曾说“在我看来格栅就是一个体制、一个原则、一种方法和构架。它分割、间离、规整并全体划一。”20世纪80年代，他开始使用反转的格栅，用黑底上的白点对画面进行颠覆。作品取材报纸与杂志食品图片，画面上充斥资本主义国度的消费广告与生活形态，表达了他对战后德国，贫富悬殊嘲讽。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是珀尔克将挪用的图像、图案和来源不同的设计结合起来。他在足球运动员和圆点花样的织物上,采用沃霍尔的方式机械印制了来自其他媒介的图像,这一手法被称为“挪用”。作品中的白色的篮球运动员图像取自杂志,爱丽丝和抽水烟袋的毛虫则直接来自《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插图。

　　珀尔克从流行文化中借用图像,在巨幅绘画中将其呈现出来。在不同的情境中分别看待这些图像,其解读方式会与在此幅作品中整体解读时发生变化。珀尔克避免赋予作品固定的意义，他希望观者从这片万花筒般的图像里编织任何他们能想象得到的故事“常见的流行图像如何建构我们的世界”。这是珀尔克常关注的问题。他就“人们眼之所见如何变成脑之所知”的问题展开探索,其中还包括了其进一步拓展成为“心之所信”的过程。他考察图像建构我们思考感觉和态度的方式。

　　《爱丽丝漫游奇境记》表现了童年时期盲目乐观的图景：天真无邪的儿童相信完美的冒险、健康的运动和迷人的童话故事。但这是大众媒体宣传和室内设计的结果。如画面表现的那样：织物上飘浮着鬼魂般苍白的剪影,圆点和足球运动员之间则压印有50年代的人物头像,创造出种缥缈,甚至是浪漫的特质。缺失感和失落感,以及生命和万事万物在自然中的流逝,是珀尔克作品的独特精神属性。

　　80年代的摄影、录像和装置艺术处于热潮起，成为了重要的艺术形式。虽然影像装置最初在商业上没有获得成功,但到了80年代末,摄影师已经取代了画家的地位。与绘画相比,他们的艺术作品着重呈现现实世界，与当下紧密相联。正如鲍德里亚所说：我们实际上是通过镜头头来体验大部分的世界,而非亲身去体验。这些后现代摄影师深受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理论的深刻影响，主张揭示图像的情境对其意义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展现了大众媒体是如何通过颠覆性的内容重构来操纵观众。代表人物：辛迪·舍曼、劳里·西蒙斯、路易斯·劳勒、芭芭拉·克鲁格和理查德·普林斯等。

　　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 Kruger,生于1945年)，美国艺术家。克鲁格的艺术特色是仿效大众化的广告语言与表现方式，她将口号式的语言以艺术的手法表现出来。她常选用红色、白色等反差很大的色彩，将黑白摄影作品与印刷相结合，形成鲜明的个性风格。她还设计了招贴画、T恤衫和购物袋，引发广泛关注。她的作品以大众和为主题，揭示社会现象，宣扬正义。90年代之后，其作品日益多媒体化，文字与声音相结合，图片与录像投影相统一成为她新的创作风格。

　　《你是被俘虏的观众》是一幅高1.22 米的照片,同时也洗印了30厘米的小型版本。克鲁格直接挪用了一张拔牙的照片,然后将标题直接叠在图像上。尽管看来痛苦,这幅令人不安的图像却成功创造了一个“我们与他人”的对立状态。我们就是被俘虏的观众,受到大众媒体的折磨摆布,克鲁格因其平面设计的经历而对此了然于心。通过结合直率的图像与精确的文字,克鲁格传达出这样的含义,广告实则反映了某个人的目的;这个人可能关心我们的利益,也可能对此全然不顾。强烈的特写捕捉到广告造成的巨大影响,并强调了促销与营销如何入侵我们的个人生活与私有空间。

　　辛迪·舍曼(CindySherman,生于1954年)，美国艺术家。舍曼关注的是媒体的微妙之处、以及观众参与意义决定过程的情况。20世纪70年代,舍曼开始创作一个称为“电影剧照”的系列作品:拍摄对象就是她自己、而身处的环境则类似B级电影剧照。她亲自为每张照片单独设计背景与女性人物,自己则负责扮演角色。她身着不同的服饰，令人们无法分辨出照片里的人物其实是由同一个人扮演。这种舍曼本人永远是主角的作品，不停地变换服装，呈现出女性下意识的外形变换,以符合由大众媒体强化,甚至决定的社会类型。

　　在《无题电影剧照15号》中,舍曼扮演了一位焦急地等待约会或情人的到来的“宝贝”。但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形吗?舍曼留给观众猜测的空间。不过艺术家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限定信息。观者想象的故事与其个人背景、经历和态度相关,与晦涩的照片本身关系较少。关注可以认为舍曼扮演的“宝贝”是一位准备参加舞会的女性。作品中的女性关注的目光也可能正投向下方的街道，根据视线的内容可以编造出无数故事。比如，十字架挂件、过时的高背椅子和砖墙等与女性的衣着暗示传统与当代生活方式之间产生了冲突。移除其中的任何一个元素,这个故事就会发生改变。通过一个貌似简单的策略,舍曼揭示了图像被注人意义的复杂方式。

　　詹妮·霍尔泽(Jenny Holzer 生于1950年)，美国艺术家。豪尔泽利用广告标语作为媒介进行创作。1977 年,她开始撰写自己所谓的“口号”,并将其印在海报、传单、T恤和帽子上。最后,她又将这些标语转移到电子标牌,甚至在1982年时使用了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型电子广告牌。80年代中期,霍尔泽开始运用LED(发光二极管)标牌进行创作，这是豪尔泽最受人关注的作品。霍尔泽使用的口号是人们编造的格言警句和俏皮话,表达了内容广泛的态度与偏见。例如“谋杀也”、“男孩女孩一个样”、“过剩不道德”和“道德是给小人物准备的”等。她呈现了克鲁格“我们与他人”对立状态的两个方面,但冲击力一样强烈。她的作品唤起了这样的意识,即某个人力图将某个立场强加给他人。

　　《无题》是霍尔泽在1989年为古根海姆博物馆创作了口号装置。LED标牌沿弗兰克·劳埃德·赖特设计的螺旋形坡道延伸开来,下方则是排成仪式圆圈的长凳, 座位处还蚀刻有口号字句。电子屏幕播放的是霍尔泽的影像作品《真实性》《煽动性散文》《生活系列》《生存系列》《岩石之下》《哀恸》和《儿童课本》。在现场，无论观者转向何方,他们都难以避免被操纵、控制,不得不接受长篇大论的说教。但什么是真理?谁在讲话?对谁讲?

　　“解构主义”源于建筑领域，但在视觉艺术方面颇有成就，无论是绘画艺术家还是影像艺术家，都对其有自己的理解发展。他们在德里达和鲍德里亚理论的影响，主张揭示图像的情境对其意义的决定性作用,展现了大众媒体对操纵观众，对现实生活进行深刻反思。